煙 · 須臾 · 剎那指寒

 

《常州服装企业在品牌创建过程中的软实力提升的几点探讨》1

 

【绪论】

 

常州服装企业与其他制造业一起共同走过的三十年，历经了作坊类粗加工、单品类深加工，转型到品牌类设计加工的三个基本过程，这个过程如同一切制造业在转型期所经受的阵痛一样，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考验，尤其是近十年，很多服装企业都在品牌自立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取得一定的成绩，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尽管这样，从“制造”到“创造”的必然性是无法规避的，部分企业现在仍旧停留在接单加工阶段，但也有品牌自立的意识和准备，简单来说，从“制造”到“创造”的过程，不只是硬实力简单提升的过程，还是各行业兄弟企业之间的软实力竞争的过程，部分成功的单品服装企业，在品牌创建反面，正在准备或已先行，摸索出一些适合本地区、本行业的发展和成长规律。

就常州地区的服装企业而言，相对于整个华东、华南地区的发展形势尚有一定的差距，如早期的潇翔西服、远东集团旗下的马可波罗品牌、普灵仕的蓝豹，稍晚的诱狐、斯蒙等，部分品牌已经能够占有一部分市场份额，大部分仍旧是勉力支撑或已宣告转型失败，至于注册了商标而仅限于地产销售、作坊式加工的弱势品牌更是不胜枚举，这里无意于评介上述品牌的市场形象和市值等，仅是说明，常州的服装企业转型已经处于滞后期，因此，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改革是必然的，急功近利的品牌创建与运营，应该作为前车之鉴，而经过缜密调研、精确定位的品牌创建是可以在市场占有属于自己的份额的。

常州服装企业完全可以依托政策的利好、地域的优势，创建一个适合消费需求、审美需求和文化需求的中高端服装品牌，也完全有理由、有条件进行品牌创建、产业转型，当然，要做的课题有很多，不是简单的书面作业就可以达到目标的，企业文化、品牌文化、广告营销、专卖形式、市场拓展等等一系列问题，都不是一个曾经靠单品加工而立足市场的企业所能够在短期内准确把握的。

本文试图就常州服装企业在进行品牌创建过程中的软实力部分的提升着重进行尝试性的探讨，文中会以部分企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举例，并不存在诋毁、侵权之嫌，至于企业的硬实力部分，并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从某种程度上讲，既是今后的品牌文化的内在，这一简单的定义表明：企业文化的健康度与文明度将决定品牌在市场的免疫度，具备一定免疫能力的品牌，能够在市场上形成有效的竞争力。

单品加工服装企业在企业文化的定位方面，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被动性，以及非自发性的特点，甚至部分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国外客商所要求强制执行的，例如，NIKE要求其在中国的加工商必须执行严格的工时控制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细化到可能致伤的尖锐物的保管和存放，部分企业被要求强制执行7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修养、安全和节约）制度，其实，以上的硬性规定在我们的理解中仍旧认为属于客户的免责行为，这些刚性企业文化有一定的前期免疫色彩，当然，不能过分偏面的抵触其中的合理成分，企业文化的发展，本身也应遵循“拿来主义”的原则，至于是“拿来的”还是“原创的”，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企业领导层本身在架构自身企业文化内涵的过程中是否具备化为已有的吸收力。

企业文化是企业软实力的主要组成部分，企业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位企业家对于社会所能产生的正面影响，这种影响从社会（包括市场和消费者）反馈到企业中来，就能够产生社会对于该品牌的认知、肯定与亲和力，从而提高凝聚力，进而产生效益；这种影响从员工反馈到管理层，就能够产生员工对于该品牌的创新、保护与归属感，从而推动生产力，进而也产生效益。

企业推出产品，员工制造产品，社会消费产品，企业文化则是促进这三种关系进行良性运作的润滑剂，这就对企业家和管理层提出了命题，企业文化到底是假大空的上层建筑，还是企业发展命脉的基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服装品牌企业如何在现有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自身特点和符合自身发展的企业文化呢？

1、立足当下

企业经过数年的发展壮大，必然形成一些属于自身的良性文化，包括各个企业所共有的安全生产制度、奖惩制度、工休制度、福利制度，这些都属于刚性制度，无需赘述，部分企业在奖金之外尚有生日关怀、年终关怀等，也能够形成一定的柔性制度，这些都属于企业文化中积极的方面，但或可以说，大部分企业施行的怀柔政策，都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补偿性质，二是效仿性质，管理层仍很少能够从本质上意识到对于员工归属感的培养，尤其是服装制造业，本身就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成本、用工成本和社会成本都是不均衡的，员工流动量大，容易造成用工缺失，企业效益与员工收益矛盾可能是管理层不愿触及的敏感话题，从而造成员工普遍缺乏归属感。在企业文化创建的过程中，只有立足当下，才能够有效的认清行业特征，保持企业文化中固有的积极面。

2、团队培养

企业的领导团队应该追求本企业文化氛围的协作性与包容性，企业文化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和品牌市场的认同感，但企业文化即使是人人参与，也不可能是人人制定，企业自身职能仍是以生产销售为主，文化氛围的形成与维护必须要求有一个成熟、开放的领导团队来制定、实施并对企业基层员工产生积极影响，这要求企业管理团队自身的提高，单品加工型服装企业的管理层历来重视订单量、谈判能力及出货质量与周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团队协作在企业文化方面的作用，尤其是家族型企业，问题可能更多。团队协作不仅仅是简单的各司其职，国贸、单证、财务、采购、质检、技术等各自为营，在形成品牌后还要引入设计、营销、策划、推广等诸多部门，更显得刚性机制的排他性，企业家的忧患意识要求必须有一个统筹的、可持续的、有建设性的管理团队，企业家尤其要规避一叶障目所产生的风险。

部分企业盲目引进品牌经理，先进的设计团队、开阔的营销视野却并不能够与传统服装企业的家族制、家长制管理模式进行有效磨合，从而导致管理理念的分歧，进而引发管理方式的矛盾对立。传统管理理念固然在某些方面不适应现代化的品牌运营理念，但一味迷信开放、人文的现代化管理模式，仍旧不适用于当前服装企业的管理现状。普遍的观点就是精英管理者批评传统管理者的狭隘、主观，即所谓的“家长式作风”，但目前国内服装企业的基层员工多为外来务工人员，从业者受地域、文化、受教育程度的客观因素影响，普遍不具备高新产业员工所具备的素质，因此，先锋管理理念在服装业是有阻碍的，这也要求现代化，甚至是超现代的管理理念在空降于服装企业的现实情况中，本身要有一定的包容和妥协，同样，这种包容和妥协也适用于传统管理层对新兴管理模式的学习与接收过程中，一个成熟的服装企业管理团队，要求具备传统管理的权威性，和现代管理的民主性，也就是说，权威不是压制，而是务实。

3、企业文化形成的几个示例方案

企业文化的形成不能停留于“行为服从”，部分单品加工服装企业在强迫接受日本企业管理模式7S的过程中，面对客户临检，往往如临大敌，提前进行清扫整顿，文件材料一应俱全，内容却不甚明了，这种应试式管理机制从表面讲，确实是“科学”的，也确实能够在企业管理中产生短期的效益，但从根本上讲，是“伪科学”和“反科学”的，因为这不是企业自身的文化，不具备适合国情的认同感。

5S、6S、7S和ISO管理理念本身不具备文化性，或者说强调的是被动文化的接受，试图在日常的企业管理中形成习惯性的管理动作，而不是一种管理思维模式，当然，他们的存在仍旧有其必然性，也是科学的。我只是认为，这一系列的管理理念是刚性的，不是弹性的；是被动的，不是意识的；是习惯的，不是创造的；是行业内笼统的，不是针对的。

那么在企业文化的创造过程中，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哪些？以下是几个示例方案：

示例1：述职报告制度

从企业的低层管理人员开始，有必要施行述职报告制度，不要轻视低层管理人员的洞悉能力，低层管理人员直接面对低层员工和基础生产，具备原始的观察视角，有责任，有义务提出第一手资料，因此，低层管理人员施行季度述职，中层管理人员施行月述职，高层管理人员施行周述职，鉴于各管理层次人员的表述能力，对低层管理人员以命题选择为主，可以接受文字述职，中高层管理人员要求文字述职，低层管理人员述职进行评比和张贴。

示例2：意见箱制度

生产车间、食堂设置意见箱，员工对管理、生活、待遇有责任、有权利进行建议、申诉，这有利于培养员工的归属感，责任感，员工意见表需由高层管理者甄别评议，不允许低层管理者经手，有建设性的意见采用奖励制度。

示例3：统一铭牌制度

从基层员工到企业领导，一律使用同款、同色、同质的铭牌，以字母缩写取代部门名称，以醒目中文标志员工姓名，要求强制佩戴，使员工树立公平和受尊重感，工卡仅作为临检身份识别，不要求佩戴。

示例4：生产区、生活区分管制度

部分企业生产区、生活区都在一个大院内，之间并未能做到严格管制，“以厂为家”理念是指归属感，不是指放任性，成熟而健康的生产机制要求优质、高效、有序，部分低层管理人员效率低下，工作期间到生活区娱乐休息，这是要坚决杜绝的，生产区应该做到严肃紧张，生活区则应活泼健康，张弛有度的企业管理应该体现出生产、休息不同时段的区别对待，而不是简单的纵容。

 

 

 

 

     “憑藉著學閥的積勢和惑眾的淺陋在那裡招搖”。這是朱湘眼裡的胡適，徐志摩諸公，上世紀新文化時期的文人相輕，口誅筆伐，留待今天成了津津樂道的談資。

      官方的現代文學史，有著鮮明的立場，朱湘的悲劇乃是預言，以及其後證明之不確鑿性。《詩鐫》第三號將聞一多的《死水》排在朱湘的《采蓮曲》之上，實則也驗證文學性與革命性鬥爭的落魄境地。

      聞一多關於詩歌的“建築美”未免矯枉過正，若非“拍案而起”，欽定了革命家的頭銜，他在詩史之地位絕不會如此顯赫。在格律诗方面，我一直以为做出可贵贡献的应该是朱湘，闻一多谈到诗歌创作的“三美”，放之四海而皆准，远谈不上什么发明，至于《洗衣歌》，到底算不算是诗，我是一直怀疑的。

      胡适的《尝试集》尤可恶，徐志摩公能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乃是国人津津乐道于他的情事罢了。现代诗的另一个高峰，乃是穆旦。

      德国古典哲学到德国现代哲学似乎有一个及其严格的分水岭，这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形而上学”从神坛到地面的跌落，尼采宣布“上帝已死”——我一直从宗教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沙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这篇著名讲辞中系统的谈到这个问题，至于他假设“就算上帝存在的话”，他也认为上帝的存在与否都不是真正的问题，人把发现自己当做最重要的事情，谁还去在乎上帝是否真的存在过？

      现在我以为，尼采说的上帝应当指的是在现代之前，牢牢占据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既然形而上学是上帝，那么与它站在对立面的是什么？就像上帝永恒的与人对立一样，我猜想是“科学”，确切的说，是系统分类的科学，也就是狭义的科学，以指导生产力为主旨的应用科学。

      生命哲学本质上是拒绝超越性的，无论是是伏尔泰的“人类实在”还是尼采或伯格森的“直观与自省”，都是晦涩的，“重量”的，并且有一个因素贯穿其中，从伏尔泰到海德格尔，再到其后，到当下，几乎无一例外的宣称反对经院的，大学的“形而上”哲学，尽管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教授，导师，偶然有那么几位“草野派”，仍旧需要“学院派”来整理，评价。宣称生命的本质乃是自由精神，但自由只有被经验过了，才可能有自由的价值，到了近现代，哲学成为“学院科学”的一个分支，绝不像笛卡尔所描述的那样：“整个哲学象一棵树：树根有如形上学，树干有如物理学，而从枝干衍生出的树枝，有如一切其他科学。”这是一棵童话之树，有关于哲学在当代的梦呓。

      尽管如此，生命哲学仍旧是要努力的靠近真理之巅的，并且也是最接近真理之巅的，因之生命哲学追求一个完整的，丰满的，乃至有生命的关于“人”的形象。我借用“生命哲学”这一词，其实是反对它的，但是并没有其它的途径。这个表述实际上是排斥并包容以下几个类别：精神，思辨，宗教，存在与透析，以及经验和历史。

      生命哲学开始于间歇性的思想历程，但它的起点并不高高在上。我们普遍认为，思想是不间断的，不只存活于个别，也链式的存在于人类史，就思想历程而言，乃是产生于以下三个背景：其一，客观的认知，生命被生活过了，它才有意义，而我们所从事的，目的在于找寻阻扰我们使思维发展成为可能的障碍物（这里有一个关于“墙”的概念），“焦虑”不是这个障碍物的本质，却是它体现出来的为我们所认知的态度，我们苦苦寻求隐藏于幕后的这一障碍，但它本身并不能以感性的方式来确认，在直观上，绝不像有色气体那样的显而易见，但我们分明感受到它的凝重，不可避免的，它压抑了生活，我们不能因为看不见空气而无视其存在的正当性，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危机已经潜伏在周围。它是如何被发现的呢？就是焦虑，这绝非臆想，无论哪个时期，都同样困扰着我们，它的影响力如此巨大，甚或有人把这事实当做“捏造”来处理，这就是麻木到无法觉察，甚至变得有些甜蜜了。有必要站到背后去看一看，我们可以借助于传统哲学，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关于正视自身，把目光投向周遭，乃是决定性的； 其二，历史的反省，有人认为历史是循规蹈矩的，它就像一个套子，人们匆匆而来，按照历史的设想，匆匆套上就走开了，确实的，有很多人愿意轻描淡写的说：“都已经过去了。”也许是认为历史不可能给予帮助，因为失败的例子太多，并且绝大部分是重复的。但我们所创造的，必须给后来者以再创造的可能，有没有再生性，是衡量创造价值的标尺。因此，我们无法拒绝与历史对话，用历史的方法来经营哲学，而不只是将历史简单的以旧翻新，这要求有严肃的反省力，其实，很多问题在历史上屡次三番的出现，正因为我们对历史的不经意或盲目的标新立异，才使得这些内容变得僵化。如何使历史的渊源转化为我们所需要的，而不再犯思想的错失，是契待解决的；其三，科学的两面性（我指的仍旧是狭义的科学，包括物理学），科学改善生存状况，双刃剑的背后，乃是精神出路的穷途末路，我们正处于休眠，因之在这个时代，超越性显得尤其重要，科学不是精神命运的指引者，更奇怪的是，各种便捷迅速的交通工具加快了我们前进的步伐，也同样飞速的推动历史车轮，但人与人之间的交通却变得尤为困难，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科学的阳光普照下，人的内心有一块沉重的乌云，科学让环境变得不可预测，并且滑向危险的境地，而我们不能满足于如此单纯的成就，当心灵“焦虑”时，生命哲学才开始。